来到黄鹤楼的那一天是五一黄金周的第三天，天气闷热潮湿，不走路都要出一身的汗。全国各地的人汇集于此，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。此时此景，真不是登楼的好时宜。然而，到了武汉，不登黄鹤楼大抵如同到了北京不登长城，不吃烤鸭一样，会隐隐抱憾，心有不甘的。

说来也是机缘巧合，五一本计划是下江南的，然而苏州的车票告罄，不得已临时改了计划去武汉。上车前匆匆然买了一本熊召政先生的游记《水墨江南》，一来是为解旅途无聊，二来也想稍抚一下不能下江南的遗憾。谁知，翻开扉页，映入眼帘的第一篇文章竟然就是《登黄鹤楼》！细细一想，不禁莞尔，对呵，武昌也在江南嘛。

黄鹤楼在中国人心中，尤其是中国文人心中，已然不是一座楼那样简简单单。它就像一块坐标，沉甸甸地牢固在每个人的心头之上。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，命途多舛，屡毁屡建，经过了流光的洗礼，时代的磨难，楼中装的也不再仅仅是雕梁画栋，水墨丹青，而是盛满了诗情，盛满了画意，盛满了浓浓的情结，纠缠在这长江岸边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一千二百年前，李白与崔灏前后脚登上了黄鹤楼。崔灏前半生放荡，后半生坎坷，一直默默无闻，然而那一日登得楼来，却才思泉涌，脱口而出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，一刹时，惊煞了半个盛唐！让大名鼎鼎的李白也不禁感叹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灏题诗在上头”，然而，话虽如此，李白前前后后还是做了不少以黄鹤楼为题的诗，不过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，没有一首及得上崔灏的这一篇。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这是公元七三二年春天，三十一岁的李白和四十三岁的孟浩然在长江岸边黄鹤楼下，执手告别。李白与孟浩然的这段友谊是中华文坛上的一段佳话。李白对于这位年长自己十二岁的兄长的赞美毫不吝惜：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！然而，就是这个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孟夫子，不久前刚刚经历了一段失意，四十岁的孟浩然科考落第，心有不甘，不由发出“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”的感叹。谁知这两句牢骚却恰恰被当朝皇帝听到了，这让本对孟浩然还怀有敬仰之情的天子大为不满：“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，奈何诬我？”于是孟浩然灰溜溜地回了家，仕途之梦从此也就灰飞湮灭了。若干年后，到了有宋一朝，无独有偶，也有一位文人，考场失意，一愤之下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吟低唱。”，结果遭到当朝皇帝的封杀，他便是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”的柳三变，这是后话，在此不表。

李白走的依然是孟浩然的路线，虽然他豪饮高歌，佩剑天涯，但内心深处，仍然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，对施展报负的期望。公元七五六年，五十五岁的李白投到永王李璘麾下，原本以为一展身手的机会到了，一气儿之下作了十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，歌颂李璘的丰功伟绩，谁知他上的却是条贼船，永王反叛兵败之后，李白也以“附逆”的罪名流放夜郎。

流放途中，经过黄鹤楼。这离上一次与孟浩然烟花相别已是二十六载光阴。故地重游，感慨万千。听着从楼中传出《梅花落》的笛声，凄惨惨，泪潸潸，仿佛整个武昌城都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，心灰意冷之下，吟出了那首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。从此，“江城”便成了武汉的别称。

李白与孟浩然不过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人的两个代表，中国的文人，他们想做官，想求功名，想出人头地，但是又要保持自己矜持与清高的形象。这些人做不成官的时候抱怨，做了官，如果官职不大也抱怨，从官场上被赶出来了依然抱怨！翻开中国文学史，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期期艾艾，怨声载道。果真都是“怀才不遇”吗？我看不然，让他们都做了官，放在任上，未必能做出什么利国利民的业绩来，倒不如让他们发发牢骚，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。

今天的黄鹤楼与李白、崔灏的黄鹤楼可谓人非物也不再是，历朝历代的黄鹤楼都经过了样式与格局的变化。今天的黄鹤楼是一座五层的建筑，内部还装了电梯。然而我更情愿拾级而上，内心大抵总觉得这样更虔诚一些罢。

登上黄鹤楼的顶层，刚才还熙熙攘攘的人流顿时清净了不少，沿楼四面转了一圈，将栏杆拍遍。这里北望中原，南极潇湘，西通巴蜀，东眺江淮，真无愧于“九省通衢”的名声。凭栏远眺，除了唐诗宋词里的风花雪月之外，从心底升腾的一股豪气喷涌而出。谁也不知道若干年后黄鹤楼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是宫阙殿宇，还是摩天大厦？然而无论它的外形如何变化，只要它的魂还在，我们就不会迷失在这长江岸边。

那一年的三月烟花，那一年的白云黄鹤。岁月悠悠，诗意依旧，情怀依旧，魂，便依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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